汉代政治语汇已见“边疆”。如《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可见陈寿对诸葛亮政治军事生涯的评价。在陈述诸葛亮随刘备，当“魏武帝南征荆州”时，“求援吴会”，“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于是“江南悉平”，“又西取益州”，而“益州既定”之后，刘备“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后来白帝城托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写道：“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所谓“边疆”和“四海”“宇内”的对应关系值得我们在考察古代边疆学史时予以注意。

《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又说：“辞而无所革讳，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谨录写上诣著作。臣寿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阳侯相臣陈寿上。”由此可知其用语郑重，思虑谨慎。不过，陈寿笔下言诸葛亮面对蜀汉政权的内政外交时所谓“外连东吴，内平南越”之“外”“内”，其空间感觉与统一帝国时代应当是有所不同的。裴松之注引《蜀记》：“异徐生之摘宝，释卧龙于深藏，伟刘氏之倾盖，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则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汉鼎，跨带我边荒，抗衡我北面，驰骋我魏疆者也。”也说“边荒”“北面”“魏疆”，曲折言及“边疆”，然而以三国分立为背景，“边疆”的判断与大一统时代存在差别。

其实，“边疆”意识在更早的历史文献中是有所表现的。《史记》就出现过接近“边疆”的政治地理概念的史学表述。《史记》卷31《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僚九年（前518），“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裴骃《集解》：“服虔曰：‘钟离，州来西邑也。’”司马贞《索隐》：“《昭二十四年经》曰：‘冬，吴灭巢。’《左传》曰：‘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吴人踵楚，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乃还也。’”这里出现了“吴疆”以及楚“边人”之说。此次边疆冲突的由来，《史记》也写道：“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所谓“楚边邑”“吴边邑”即“两国边邑”，因“边人”“争桑”“怒相灭”，“两国边邑长”“怒而相攻”，导致了涉及“两都”归属的军事争端。“争桑”成为边疆战争之源起，司马贞《索隐》说：“《左传》无其事。”可知“两国边邑”之间“相攻”史事是司马迁根据其他史料转述，这体现了司马迁的“边疆”意识。

汉代“边疆”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地带，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社会生活。不同民族对于理想文化趋向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汉代“边疆”地区因民族文化元素的复杂，区域文化风格自有特色，其社会构成也因此与内地有所不同。国家管理亦可见“内郡”与“边郡”的区别。“边郡”地方礼俗的区域个性受到注意，也见于当时的政论和史论。人才资质的区别也影响了国家取用人才的选择方向。

区分“边郡”和“内郡”的行政管理理念与中原文化向外辐射力递减的认识有关。对于这种情形，《禹贡》的表述为“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逐次形成级差。在关于夏文化理想政治的传说中，通过这些空间层次的行政影响，禹实现了“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的“成功”。这些历史记忆受到汉代史家的重视，《禹贡》文字为《史记》《汉书》引录。“五百里要服”已经接近中央王朝行政权力控制圈的外围，这可以帮助我们借以理解“边疆”语义者，类同前引“边邑”。另外，在汉代史籍中也可见“边地”“边境”等说法。

《汉书》中已有“边地”的记载，例如《汉书》卷49《晁错传》：“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

《史记》《汉书》又频繁出现“边境”一词，如《史记》卷5《秦本纪》言“镇抚边境”。《史记》卷10《孝文本纪》写道：“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又《史记》卷20《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为边境征伐哉。”《史记》卷112《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乃使边境之民弊靡愁苦而有离心”；又说“间者关东五谷不登，年岁未复，民多穷困，重之以边境之事，推数循理而观之，则民且有不安其处者矣”。《史记》卷113《南越列传》说到南越“犯长沙边境”。《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载，“告巴蜀太守：蛮夷自擅不讨之日久矣，时侵犯边境，劳士大夫”，“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弑其上”。《汉书》卷4《文帝纪》：“间者累年，匈奴并暴边境，多杀吏民，边臣兵吏又不能谕其内志，以重吾不德。”《汉书》卷6《武帝纪》：“边境被害，朕甚闵之。”“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汉书》卷8《宣帝纪》：“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帝诏文字多出现“边境”，是值得注意的。异族武装力量的入犯称“侵边境”，“犯于边境”，“侵害边境”，“寇侵边境”。《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卒然边境有急，数十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二方始怨，侵犯边境。”“边境有急”，或说“边境有事”“边境有警”“边境时有风尘之警”“边境不宁”“边境未宁”“边境日蹙，兵革蜂起”。外侵敌情危重，导致“边境未以安”“边境不安，天下骚动”。

由于“边疆”“边地”“边境”的形势对于国家安危意义重大，执政者关注“边疆”局势，即所谓“忧边境”成为正常心态。有作为的政治主导人物追求“边境清静”“边境安静”“边境无事”“边境无患”“宁安边境”“边境得安”，致力于“抚边境”“功施边境”“为功于边境”，以“安边境，立功名”作为政治目标。

“边疆”“边地”“边境”事务往往影响相邻内地的稳定。沉重的军备压力会严重影响这些地方的社会经济形势，甚至波及“天下”，进而影响政治全局。而“北边”“西北边”的压力最为沉重。《史记》卷30《平准书》记述汉武帝时代多方向进取导致的社会压力，这样写道：

自是之后，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瓯，事两越，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财赂衰秏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东南方向的开拓，“招来东瓯，事两越”，造成了“江淮之间”的经济压力；西南方向的经营，“开路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使得“巴蜀之民”疲惫不堪；东北方向的远征，“灭朝鲜，置沧海之郡”，导致了“燕齐之间”的社会困苦。这几个方向的进取都导致局部区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北边”与匈奴的战事影响则是牵动全局的，即所谓“天下苦其劳”，甚至国家财政因此出现严重危局，社会民生受到强烈冲击，司法风格也因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帝国执政集团的决策人物以及社会上下对“西北”方向的普遍关注，还表现于对在“西北”实现个人理想的热切期望。张骞出使西域获得成功，又从大将军卫青击匈奴，封“博望侯”之后，“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就体现出这种风尚的导向。“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这些“求使”者谋求的人生成就和事业发达是如同“博望侯开外国道”那样获得“尊贵”地位。

除了对西北方向“使外国”“开外国道”以求“尊贵”心怀热望的情形之外，其他人生形式也可能有多种成功机遇。1963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了一件汉镜（见于《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著录）。镜铭文字可见“除去不祥宜古市”“大吉利”“主如山石，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等。所谓“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以“宜西北万里”与“富昌长乐”连说，显现这种祝福词语对于“西北万里”交通行旅的主人前程的美好预期。相关心理倾向是我们考察汉代“边疆”“边地”“边境”问题时应当关注的。

《汉书》卷5《景帝纪》记载，汉景帝后元二年（前142）：“春，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随后同样也系于“春”的记载则写道：“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颜师古注：“食读曰飤。没入者，没入其马。”在“边郡”强化防务的同时，因遭遇灾荒的原因，“内郡”紧缩马匹饲料成本，以尽可能满足社会的口粮需求。

西汉时“边郡”太守多为“名将”，承担军事守备责任。长期驻防以及适时出击的“边郡之士”应主要是服兵役者。“边郡”的军事作用和交通条件都受到特殊的重视。在与羌胡战争的紧张时期，“边郡”兵员的调用或许能达到全民性的规模。如《汉书》卷34下《贾捐之传》所谓“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后汉书》卷43《何敞传》所谓“男子疲于战阵，妻女劳于转运，老幼孤寡，叹息相依”。

汉宣帝时，曾经根据耿寿昌的建议，“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民便之”。这是适应“边郡”条件的有关粮食储运的特殊政策。

前引“边郡”“吏民相亲”，以及“政宽厚，吏不苛刻”的记述，可能未必全面反映“边郡”行政管理的风格。我们看到相反的史例，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夏四月甲戌诏：“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可知当时“边郡”“残吏妄杀”，严酷甚于“内郡”。“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可能反映“边郡”“谷”的匮乏，也可能所“盗谷”，其性质可以归入“武备”“军用”。

前引内容为“豤（垦）田以铁器为本北边郡毋铁官卬器内郡令郡以时博卖予细民毋令豪富吏民得多取贩卖细民”（E.P.T52:15）的简文涉及“北边郡”对“铁器”的控制，这是汉代边关制度的传统。据《史记》卷113《南越列传》，汉帝国临近南越国的“南边”，“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汉书》卷95《南粤传》写道：“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铁器。”

汉文帝二年（前178）曾经宣布：“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前165），“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武帝时代开始正式推行察举制度以选用行政人才。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长官“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正是在汉武帝时代，察举制得以基本成为正统的政制。这一历史进步的意义十分重大。钱穆认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前 134）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而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在重要人事安排之后的第一道政令即“诏内郡国举文学高第各一人”。“内郡”的地域限定值得重视，“韦昭曰：‘中国为内郡，缘边有夷狄障塞者为外郡。成帝时，内郡举方正，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本始四年（前70）夏四月，又“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地节三年（前67）春三月再次“令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神爵四年（前58）夏四月“令内郡国举贤良可亲民者各一人”。元帝成帝时代，依然有这样的诏令颁布，如《汉书》卷9《元帝纪》：永光二年（前42）“月壬戌朔，日有蚀之”，诏曰：“其令内郡国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汉书》卷10《成帝纪》载，建始二年（前31），“二月，诏三辅内郡举贤良方正各一人”。颜师古注：“内郡，谓非边郡。”三年冬十二月戊申朔，因日蚀、地震，诏曰：“丞相、御史与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及内郡国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诣公车，朕将览焉。”元延元年（前12）“秋七月，有星孛于东井，诏曰：‘……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其各悉心，惟思变意，明以经对，无有所讳；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颜师古注：“令公卿与内郡国各举一人。”这里正式看到与“公卿”等“与内郡国举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对应的人才荐举，即“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内郡国”也是可以和“边郡”对应的概念。“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即前引韦昭曰“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士”，此处略去“知兵法者”，显然不妥。

东汉时期，汉和帝永元六年（94）三月丙寅诏曰“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内郡守相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也体现了对早先选举方式的继承。

《史记》卷30《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推行算缗令，“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以一算……”对“北边骑士”的要求似与其他地方不同。裴骃《集解》：“如淳曰：‘非吏而得与吏比者，官谓三老、北边骑士也。楼船令边郡选富者为车骑士。’”“边郡”选用“车骑士”，与前引汉成帝诏“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的人才思想是一致的。

《汉书》卷69《赵充国辛庆忌传》说：“秦汉以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后汉书》卷58《虞诩传》也写道，“谚曰：‘关西出将，关东出相。’”山东、山西或者关东、关西两个地区文化基因的不同使得各自人才集团的素养也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班固曾经有这样的分析，“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谣慷慨，风流犹存耳”。《艺文类聚》卷6引《春秋元命苞》也说道：并州，“其气勇抗”；雍州，“其气险也”。《后汉书》卷65《段颎传》说，武威姑臧人段颎“少便习弓马，尚游侠”，率军平定羌人之乱，“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当矢石，感厉（励）吏士”，屡立奇功，因为字纪明，与皇甫威明、张然明，并知名显达，京师称为“凉州三明”。范晔在赞语中于是有“山西多猛，‘三明’俪踪”的说法。《后汉书》卷87《西羌传》关于段颎事迹，也写道：“段颎受事，专掌军任，资山西之猛性，练戎俗之态情，穷武思尽飙锐以事之。被羽前登，身当百死之陈（阵），蒙没冰雪，经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种，卒定东寇。”汉代“边郡”的文化背景是“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形成了“勇抗”“气险”“多猛”的人才资质养成的特殊条件。

所谓“猛性”“勇力”等文化表现，除了“迫近羌胡”，接受“戎俗”的影响之外，“内郡”来到“边郡”者多有“飙锐”品行和进取动力，也是原因之一。前引镜铭“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体现的文化追求自有激励作用。班超有志“立功异域”的人生表现也是例证之一。

前引《汉书》卷10《成帝纪》说“北边二十二郡”应当是“北边郡”全数。《汉书》卷7《昭帝纪》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此“北边七郡”，应是“北边”东段“七郡”。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列有凉州部10郡：陇西、武都、金城、天水、安定、北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并州部9郡：太原、上党、上郡、西河、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幽州部11郡国，除去“广阳国（燕国）”应为10郡：涿郡、渤海、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则共有29郡。也许“北边二十二郡”不包括武都、金城、太原、上党、玄菟、乐浪。而《幽州部汉郡国守相表》又有“代郡太守（代国相）”，即“代郡”“代国”交错出现，而代国曾“兼有太原之地”的特殊情形。怎样确认“北边二十二郡”，也是汉代边疆史研究者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