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以新疆地区的突厥考古遗存为主要依据，考证关于公元6—8世纪突厥汗国和西突厥汗国的一系列重要史地问题，如突厥勃兴之地、突厥汗国的分裂过程、西突厥汗国王庭的所在地及其变迁、西突厥十四个部落的驻牧地分布、唐将苏定方西征路线等。同时，对新疆地区发现的突厥石人进行了调查与统计。可谓是综合利用突厥考古资料解决西域史地问题的一次有益尝试。

目录：

前言：

突厥，是公元6—8世纪活跃于我国历史上的古代游牧民族。其崛起于金山之阳，勃兴于大漠南北，建立的游牧政权鼎盛之时，疆域东起辽东、西抵咸海，对东北亚、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在突厥政权崩溃之后，其又以民族融合和迁徙的方式极大程度地改变了中亚、西亚地区的政治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突厥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以研究方法和旨趣划分，突厥研究的主要范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语言学的研究

现代突厥学的建立以19世纪末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为标志。在西方学界，突厥学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突厥语言学。

古突厥文（Old Turkic script）是中古时期立国于漠北的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创制、使用过的一种文字，因其外形酷似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ic）文，故又称突厥如尼文；因其发现地得名则又称鄂尔浑突厥文。

虽然早在17世纪末的西方著作中就曾提到过刻有古突厥文的刻石，但直到1889年俄国地理学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N. M. Yadrintsev）为首的蒙古考古队在鄂尔浑河流域发现《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后，对古突厥文的科学研究才正式展开。1893年，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V. Thomsen）首次向科学界报告了他成功解读古突厥文的成果。1894—1896年间，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В. В. Радлοв，德文名为W. Radloff）和汤姆森先后刊布了《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鄂尔浑碑铭的拉丁字母转写和德文、法文译文，由此奠定了突厥语言学研究的根基。

此后，随着《塔拉斯碑》《暾欲谷碑》《磨延啜碑》《塞富莱碑》等古突厥文碑铭以及敦煌、吐鲁番等地古突厥文写本的进一步发现和解读，突厥语言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按照耿世民先生的观点，近百余年来对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893年汤姆森成功解读古突厥文开始至20世纪初叶，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包括拉德洛夫的五卷本德文著作《蒙古古代突厥碑文》（W. Radloff: 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1896年汤姆森用法文发表的奠基性著作《鄂尔浑碑文的解读》（V. Thomsen: Inscriptions del’Orkhon Dechiffrees），以及汤氏于1916年、1922年发表的多篇总结性长篇论文。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1941年土耳其学者H. N. Orkun出版的题为《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的四卷本著作和马洛夫（S. E. Malov）的《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蒙古和吉尔吉斯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Mongolii I Kirgizii, 1959）。

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蒙古、苏联和波兰、捷克、民主德国的考古学家和突厥学家的努力，以及又有一些重要的古代突厥碑文的发现，这一阶段的古突厥语言研究走向更为深入的领域。这一时期，苏联学者先后发现了51个古代突厥文和2个粟特文碑刻，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是1956年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后杭爱（Arkhangai）省布古特（Bugut）地方发现的《布古特碑》。最初有人认为上面刻写的文字是回鹘文，后经克利亚什托尔内（S. G. Klyashtorny，或译克略希托内）和列夫谢茨（V. A. Livshits，或译列夫斯基）研究，确定碑的三面刻写的是粟特文。此碑为建于公元580年左右的突厥贵族纪功碑，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突厥文碑铭。克利亚什托尔内的著作《蒙古东戈壁发现的如尼文碑文》（Runicheskaya nadpis’iz vostochnoygobi，载《突厥学研究》，布达佩斯，1971）和《雀林地方石刻上的古代突厥文》（Drevnetyurkskaya nadpis’na kamennom izvayanii iz Choyrena，载《东方国家和民族》），以及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A. v. Gabain，或译冯加班）的《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 Wiesbaden, 1974）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这一阶段的代表成果主要来自土耳其和日本。土耳其由新成立的土耳其国际合作部（Turkis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简称TICA）牵头，与蒙古国官方合作组织了土蒙联合考察队，对蒙古国现存的古突厥碑铭，特别是对突厥汗国时期的碑铭和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察研究，已出版了大型图录若干种，如：《鄂尔浑》（Orhun—The Atlas of Historical Works in Mongolia, Ankara, 1995）、《蒙古突厥文物》（Album of the Turkish Monuments in Mongolia, Ankara, 2001）等。日本则由其文部省资助组织了多次专门考察研究蒙古现存遗迹和碑文的科研计划，其主要成果集中反映在1999年出版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一书中。而除鄂尔浑突厥碑文以外，在叶尼塞河流域、塔拉斯河流域等地区发现的古突厥石刻文献也得到了整理和解读。

我国学者中，最先对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做出贡献的是韩儒林、岑仲勉两位先生。在1936—1937年间，韩儒林先生根据德国学者H. H. Schaeder的德文译文，在《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6期和《禹贡》第6卷第6、7期上首次发表了阙特勤、毗伽可汗、暾欲谷三碑的汉文译文和考释；岑仲勉先生则根据E. D. Ross的英文译文对上述三碑同样加以翻译和考释（载氏著《突厥集史》，1958）。此外，王静如亦根据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刊布的《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纥如尼文碑铭》一文，转译了《磨延啜碑》。

不借助转译而直接对古突厥文原文进行翻译和考释的我国学者，则首推中央民族大学的耿世民先生。1977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古突厥语班油印本教材中，耿世民先生首次公布了他据古突厥文碑铭原文直接翻译的汉文译文，该译文于1988年在林幹先生《突厥史》一书附录中正式发表。

由于学界一般认为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中最早创制本族文字的民族，而古突厥文碑铭又是突厥人以本族文字记载自身历史的现存唯一史料，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对突厥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从古突厥文碑铭被破译的那一天起，借助碑文的解读和考释来研究古突厥人的历史、文化、政治结构、社会经济等就成了突厥学家们的研究热点。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法人勒内·吉罗《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耿昇译，新疆社科院历史研究所，1984）、路易·巴赞《突厥历法研究》（耿昇译，中华书局，1998），以及俄人A. 伯恩施达姆《6至8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杨讷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等。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芮传明、牛汝极、张铁山、杨富学、白玉冬等一批中青年学者亦开始崭露头角，将古代突厥文与汉文史料相结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综合研究。其中以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一书最具代表性。

（二）基于考古学的研究

古突厥文碑铭本身就是突厥考古遗存的一部分。除碑铭外，古突厥人在其生活过的地区还留下了墓葬、立石、岩画、建筑遗址等考古遗存。对这些遗存的调查和研究构成了突厥考古的主要内容。

突厥考古研究的开展比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还要早，1889年雅德林采夫就是在对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突厥遗迹进行调查的时候发现《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此后，克列门茨（Д. А. Клеменц）、拉德洛夫、格拉诺（J. G. Gran?）等俄国学者多次对蒙古高原和叶尼塞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而新的古突厥文碑铭也随着考古调查的开展而不断被发现和解读。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蒙古高原突厥遗存的调查有了长足的进展，有吉谢列夫（С. В. Киселев）、叶芙秋霍娃（Л. А. Евтюхοва）、沃尔科夫（В. В. Вοлкοв）、诺夫戈罗多娃（Э. А. Нοвгοрοдοва）等著名学者参加的苏蒙、蒙捷、蒙匈等联合考察团在蒙古做了大量工作。吉谢列夫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其著作《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当中，该书第八章利用考古资料对突厥人的社会结构、物质文化做了深入分析。

1957年，蒙古考古学家发掘了突厥第二汗国大臣暾欲谷的陵墓，对其建筑形制、葬后遗存进行了细致考察。1958—1959年间，蒙捷联合考古队在和硕柴达木发掘了阙特勤陵园，发现了建筑于高土台基上的祠庙建筑基址、阙特勤的头像以及《阙特勤碑》的部分残块。1976—1982年，苏蒙历史文化综合考察队对土拉河、鄂尔浑河流域的古突厥葬后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古调查，胡佳科夫（Ю. С. Худякοв）对这次考察的成果进行了综合研究。

1996—1998年间，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森安孝夫、林俊雄、大泽孝、吉田丰等学者对蒙古国境内的现存突厥遗迹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成果在《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查研究報告》（中央欧亚学研究会，1999）中刊布。

2001年8月，一支由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位于乌兰巴托以西450公里的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出土遗物包括金器、银器、铁器、铜器、宝石、纺织品六大类，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当属带神鸟浮雕的黄金王冠和镶有宝石的金腰带。这批文物，被称作“毗伽可汗宝藏（Treasure of Bilge Khagan）”。迄今为止，毗伽可汗宝藏的正式考古报告并未公布，不过国内学者林梅村、陈凌等人对其重要文物已有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年开始，我国文物局与蒙古国相关部门合作启动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项目，这是我国首次派遣考古队与蒙古考古工作者合作开展游牧遗存的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弥补了此前在相关领域我国学者难以获得第一手发掘资料的缺憾。目前该项目进展顺利，已经取得了以《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2005—2006年）》（文物出版社，2008）为代表的一些初步成果。

在突厥石人与石人墓的考古研究方面，早在18世纪一些旅行家的笔记中就对遍及欧亚草原的石人有所记录。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伯恩施塔姆（А. Н. Бернштам）和切尔尼科夫（С. С. Черникοв）对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帕米尔地区的古代石人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四五十年代叶芙秋霍娃、吉谢列夫搜集了大量南西伯利亚石人的考古资料。1950年格亚兹诺夫（М. П. Грязнοв）和施涅迭尔（Е. Р. Шнейдер）发表了他们对米努辛斯克盆地石人的研究成果，对64尊石人进行了初步分期，其中9尊被认为属突厥时期石人。1986—1987年间，胡佳科夫和甫诺特尼科（Ю. А. Плοтникο）对蒙古国境内的突厥石人做了调查，比较详细地了解到乌布苏盆地南部的石人资料。日本学者林俊雄先后对蒙古高原和欧亚草原的石人资料进行了总结，其成果见于论著《モンゴリアの石人》（《国立民族学博物館研究報告》，21卷1号）和《ユーラシアの石人》（东京雄山阁，2005）。近年朱振宏则将林著《ユーラシアの石人》译为中文，以《石人考古学》（新北八旗文化，2022）为题名出版。

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来研究突厥，我国学者当中以黄文弼先生为始。早在1958年黄文弼先生在伊犁进行考古调查时，就对昭苏、霍城地区的石人像进行了研究，并首次提出昭苏地区单手持杯的石人像应为突厥石人的看法。此后，李征、李遇春分别对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地区的突厥石人和石人墓进行了调查，1983年王炳华则实地调查了天山东部吉木萨尔、奇台、巴里坤三县的石人。进入90年代，盖山林、丁学芸、苏北海分别对内蒙古、新疆的突厥石人、岩画等遗存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随着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开展，文物工作者掌握了大量新疆、内蒙古地区突厥遗迹的第一手资料，为之后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1995年，王博、祁小山出版了他们对遍布欧亚草原的石人像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该书将我国境内的石人资料与国外的石人资料综合对比，对草原石人进行了类型划分和分期研究。作者将新疆地区的墓地石人划分为16种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将石人的演化发展总结为四个时期，其中突厥时期石人在全部石人中占据相当大比重。虽然作者在分期分型上的标准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该书为国内首次尝试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于石人研究的开创性著作，其研究方法对后世颇具启发性。该书在2010年出版了新版，修订和补充了一些新材料。

运用考古学方法对突厥遗存进行深入研究的国内学者还有林梅村、陈凌、刘文锁、刘永连等。其中林梅村先生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多次赴新疆伊犁地区调查突厥遗迹，对小洪那海突厥可汗陵园进行实地勘察，并提出了西突厥王庭应位于特克斯河流域的看法。陈凌和刘文锁则结合蒙古国突厥遗存的情况探讨突厥的丧葬祭祀习俗以及葬后遗存的性质和特征。刘永连也结合文献对突厥丧葬风俗进行了总结。

整体而言，我国的突厥考古与国外相比还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的考古研究多以田野调查为主，以考古发掘为手段对突厥遗存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之外，这主要是因为准确地判定突厥遗存的性质并将其与我国北方其他游牧民族的遗存分别开来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作。这一点应是今后突厥考古重点关注的课题。

（三）基于史料学的研究

除古突厥文碑铭和考古遗存之外，直接记载历史时期突厥人活动的资料来自东西方史籍。不过，除了正史中的少量专传，史籍中的记载大多零散无章、有失系统，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对这些记载加以梳理、考订、注解、补阙，是对突厥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的前提。故此，我们目前见到的突厥史研究专著无不在利用史料上下极大的功夫。

早在清朝后期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之时，屠寄、丁谦、李光廷等史家就曾对史籍中有关突厥的记载进行考订，乾隆年间官方纂修的《西域图志》亦对突厥史事多有辨析。不过，最先专门对突厥史料进行系统整理的论著则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 Chavannes）的名著《西突厥史料》。该书1903年面世，在1932年由冯承钧先生译成中文，书中不但对正史中的记载逐条考订，且开创了利用西方史料研究突厥历史的先河。

至1958年，我国的岑仲勉先生出版了《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这两部突厥史料研究的经典著作；同年德国华裔学者刘茂才（Liu Mau-tsai）的《东突厥汉文史料集》亦在海外面世。前者最大程度地搜集了当时能够找到的与突厥有关的所有汉文史料，并对突厥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至今依然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后者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西方学者难以直接利用汉文史料来研究东突厥汗国历史的问题。而此前不久，马长寿先生出版的专著《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亦是首部探讨突厥社会性质的开创性著作。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亦对突厥史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松田寿男、护雅夫、内田吟风等相继出版了他们的代表作《古代天山の歴史地理学的研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56）、《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山川出版社，1967）、《北アジア史研究—鲜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

由于前辈学者的努力，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突厥史研究迎来了新的繁荣。这一时期相继有多种不同特点的突厥史研究专著问世，分别是林幹《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林恩显《突厥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刘锡淦《突厥汗国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和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显然，每一部专著都是在大量掌握和熟稔突厥史料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以吴玉贵、薛宗正二人为例，二人后来都将利用过的突厥史料整理成书，出版了《突厥稀见史料辑成：正史外突厥文献集萃》（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和《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2009）。包文胜撰写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突厥卷》（科学出版社，2021）则综合吸收了前人突厥史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突厥史研究的范畴和课题更加深入，在许多热点问题上学界进行了广泛讨论。总结近五六十年来国内突厥史研究的进展情况，学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突厥的族源、族属问题

2.突厥的社会性质

3.突厥的政治制度

4.突厥的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

5.突厥汗系问题

6.突厥史地问题

7.突厥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8.突厥与西域民族的关系

在以上诸领域，我国的突厥史研究者皆收获了累累硕果。鉴于已有学者对之加以总结，本书对此不再赘述。

经过中外学者一百多年的辛勤耕耘，今日之突厥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显学。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来德国、土耳其、美国等国家的学者对突厥研究影响较大，甚至有部分学者受政治因素影响，试图通过对古代突厥的研究来曲解我国新疆地区的历史发展，威胁我国涉疆意识形态安全，这就在学术上对我国的突厥研究提出了严峻挑战。而我国学者囿于种种制约，在突厥概念的内涵研究，突厥历史、语言、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以及对国外突厥研究错误观点的批判性研究上均缺乏高质量的、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作品。就以上列举的三种学术倾向而言，在突厥语言学与考古学方面，由于我国学者起步较晚以及学术传统的差异，西方学者毋庸置疑占据了制高点和话语权；然而由于记载历史时期突厥人活动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史籍，在基于史料的突厥历史研究上，我国学者则享有天然的优势。正因此，我国学者的突厥研究大多长于史料的辨证考据，而对借鉴另两个领域的学术成果有所欠缺。今后，整合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乃至民族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吸收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来进行综合研究，将是未来突厥研究的发展趋势。本书研究的课题便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小小尝试。

在古突厥人活跃于史的两个多世纪中，我国新疆地区既是其发祥崛起之地，在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后又是西突厥汗国的核心地域。如今在新疆地区的草原山麓中，仍散落着大量墓葬、石人、岩画、居址等古突厥人留下的考古遗存。近几十年来，由于我国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成功开展，大量与突厥有关的考古资料得以刊布，使我们对新疆地区突厥遗存的认识不断加深。有效、合理地利用这些突厥考古资料，结合史料分析与考证，从而对一些突厥史地研究的疑难问题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是本书选题的初衷。

如前文介绍，在突厥史研究这一领域内前辈先贤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不能认为学界在该领域取得的成绩已经足够让人满意。其中主要的两个原因是：一、在某些重要的史地问题上，前人研究多有歧异，如某一地名之地望，常存在数种不同见解，甚至存在某一错误观点沿袭已久，遂成学界主流的情况。此类问题尚有详加考辨以明是非之必要。二、沙畹、岑仲勉、松田寿男等前贤受时代所限，几乎都是仅以历史文献为依据，而没有实地调查、接触突厥遗存的经历，更遑论以考古学的视角审视这些遗存。而在该领域的某些关键问题上，单纯依靠文献是难以得出有足够说服力的结论的。自沙畹等三氏之著作相继刊行，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近几十年来由于边疆考古领域取得的进展，尤其是三次全国性的文物普查，学界对我国境内的古突厥遗迹、文物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综合利用当代的考古资料，将有助于我们在突厥史地研究的某些关键问题上取得突破。同时，对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的系统梳理也有助于突厥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故此，本书拟以“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与突厥史地研究”为题，力图在史料考证和辨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的考古发现与实地调查，较为系统地对与新疆境内的突厥遗存有关的几个史地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索。若有所得，或可补前人之阙，亦可引后来之玉。以下对本书的研究对象、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框架略作阐释。

（一）研究对象及范畴

本书以古突厥为研究对象。

中古时期以游牧为生的古突厥人，自公元6世纪中叶以“突厥”之名首现于汉文史籍，曾先后两次建立游牧政权，称霸北方草原，并一度与隋、唐等中原王朝相抗，至8世纪后亡国，逐渐消失于史。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汉文史籍所言的突厥，其含义都是十分清楚的。本书所研究的突厥，也是指汉文史籍所记载的6—8世纪活跃于大漠南北以及西域地区的古突厥人及其政治体而言，而非近现代以来西方语言学、人类学学者所泛称的那样，是对主要居于中亚地区、操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诸族的统称。就历史事实而言，近现代以语言学理论定义的所谓突厥语诸族与古突厥人有本质区别。同样，当本书言及突厥遗存时，指的亦是古突厥人所遗留的各种考古遗存。

本书所研究的时间跨度亦以公元6—8世纪这一古突厥人活跃的时段为主，当论及突厥文化的起源时相应上溯至欧亚草原地区的青铜时代，当论及古突厥文化转型时下探至9世纪中期；本书所研究的地域范畴则以我国新疆地区为主，旁及今蒙古高原、南西伯利亚、中亚七河流域等突厥汗国曾经统治的主要地区。

（二）研究方法及框架

1.历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

自王国维先生倡导史学研究的二重证据法以来，以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纸上之材料的研究方法已成为今日治史者之基本法门。

突厥作为一个曾活跃于蒙古高原、我国新疆及中亚地区的古族，其销声匿迹于历史舞台已越千年之久，然其活动见诸史籍之记载，其墓葬、石人、碑铭等遗迹散布于草原。因此，“纸上之材料”历史文献与“地下之新材料”考古资料两者将是本书的主要研究依据。

在历史文献方面，《周书》、《隋书》、新旧《唐书》等正史中有关突厥在新疆活动的记载以及《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太平寰宇记》《大唐西域记》等唐宋史籍依然是本研究最基本的史料依据；在西方史料方面，见诸沙畹《西突厥史料》、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以及《突厥语大辞典》等书的外文史料亦是对汉文史籍的重要补充。而发现于鄂尔浑河畔、经东西方学者释读的古突厥文碑铭中之有关记载，也是以古突厥人自身视角记叙当时历史的极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考古资料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遍布新疆、内蒙古的突厥石人、墓葬、岩画等遗迹的调查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新疆地区所获的大量与突厥有关的考古资料尤其值得重视。目前这部分资料已经整理刊布。此外，实地调查是田野考古获取第一手资料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故此，笔者随同导师王建新教授于2012年4、5月间远赴新疆，对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实地调查。调查足迹所及包括伊犁地区的昭苏、特克斯两县，塔城地区的额敏、托里、裕民三县，以及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博乐市和温泉、精河两县。调查内容涉及突厥时期的墓葬、石人、岩画、聚落遗址等，共拍摄照片2000余张，不但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且取得了一些非常有意义的新发现。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不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考古资料，都是突厥历史活动的产物，在对史料的分析解读问题上，绝不可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形势等因素。故此，史料之使用一定要建立在对以上因素有所把握的基础之上，否则便容易出现缘木求鱼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况。所以本书将在参酌前人研究的情况下，有疑则考，遇前人观点有所歧异的，逐一辨析，是者何以是，非者何以非。凡能力所及者必证而明之；因力有不逮或资料不足而无法考明者，则存疑以待后贤。

2.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与方法

对突厥遗存进行考古研究，必须借助国内外学者在古代游牧文化考古领域的成果。然而长久以来，学界对塞人、月氏、匈奴、突厥等古代游牧民族进行考古研究的主要内容都是墓葬资料，而极少有居住场所或聚落遗址方面的研究（以伊沃尔加城址为代表的匈奴遗存和喀拉巴拉哈逊的回鹘牙帐城址是为数不多的例外）。那么，像匈奴、突厥这样的北方游牧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固定的居所从而可能留下居住遗址呢？

众所周知，自司马迁起，古代史家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表述就是“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这种经典表述对后世影响深远，直至今日许多传统史学研究者依然认为匈奴、突厥这些“马背上的民族”是没有固定居所的，他们云聚星散、来去如风，生活方式毫无规律可循。然而近几十年来的人类学研究证明，以上观点是生活于农业文明中的人们由于种种原因而对游牧文化的误解和偏见，游牧生活方式自有其规律可循，游牧民族也并非完全没有固定居所，尤其是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游牧中有定居才是他们普遍的生产生活方式。

以蒙古草原的游牧生活为例，一年当中出冬场一般是在3月下旬，此时牲畜羸弱，草资源不丰，需要常常转换放牧地点；5月至9月进入夏季，此时最好的放牧场所是在大河边上或溪谷两岸的山坡上；9月至10月为秋季放牧时节，此时为了让牲畜“抢膘”和储存干草以备过冬之用，这一时期人畜移动亦较频繁；进入11月，牧民开始转往向阳背风的山谷准备过冬，这一时期因气候严寒人畜极少移动，过着定居生活。直到春暖雪融，草原生活才开始又一轮循环。

因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欧亚草原不同地区游牧生活的节奏与模式亦略有不同，不过大体而言，不外乎冬季避居海拔和纬度较低的背风向阳之所，夏季则移往海拔和地势较高的凉爽之处。故此，绝大部分游牧民族在冬季要过上五六个月的定居生活。除此之外，牧民的冬季营地并不仅仅在冬季使用，在其他季节，某些不适宜颠沛流离的老弱病残妇孺并不一定跟随青壮年去放牧，而往往留守在冬季营地。因此，冬季营地实际上一年四季都在使用。怀孕的妇女一般都应留守在冬季营地，所以牧民也大多出生在冬季营地。对于游牧民来说，冬季营地才是他们真正的老家。

既然冬季是定居生活，就会留下居住遗迹，较多的居住遗迹则构成聚落遗址。实际上，一些外国学者此前已经注意到了游牧文化聚落遗址的存在。澳大利亚籍考古学家罗杰·克里布在其《游牧考古学》一书中便专门探讨了土耳其、伊朗一带古代游牧聚落的类型和特征。在国内，至少从2000年开始，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考古团队对我国东天山地区游牧文化聚落遗址进行了十余年的调查、发掘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迄2009年为止，东天山地区已经发现游牧文化聚落遗址300多处，规模上有大、中、小型之分，中小型遗址主要由几座至几十座石围居住基址、几十座或上百座墓葬、数十幅或上百幅岩画构成；而大型遗址则除数以百计的石围居住基址、墓葬、岩画之外，还含有多座具有祭祀功能的石筑高台。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遗址规模达到王庭级别的巴里坤县岳公台—西黑沟遗址群由于位于东天山北麓山前缓坡地带，地势高敞，夏季凉爽宜人，加之北临夏季牧场巴里坤—伊吾草原，应该是一处夏季使用的大型聚落遗址。这说明，古代游牧部族的贵族阶层在夏季仍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定居生活。

因此，中国北方草原地带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应是普遍存在的，突厥曾经活跃过的北疆地区亦应如是。不特如此，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有关学者已经认识到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规律。如小型遗址常常位于近现代牧民的冬季营地附近（甚至重合）；大、中型遗址一般处在山前的缓坡地带，地势开阔，具有较为充沛的水源；冬季使用的聚落多位于山脉、山丘的南侧、东南侧或山谷中，大、中、小型聚落遗址往往并存；夏季聚落则常处于地势高敞、水草丰茂的山前地带，多为大、中型遗址，小型遗址很少发现；等等。

在遗址的表现形式上，既有石头垒砌构筑的石围居住遗迹，亦有土围存在，其形状有方有圆、大小不等，小者数米见方，大者面积则可达上千平米。这说明，游牧民族虽然不像农业民族那样建造坚固的住房，但出于防风、防水、防寒等需要，其定居时间较长的场所仍然会留下某些居住遗迹。

更重要的是，王建新教授还注意到，古代游牧文化聚落遗址在分布上与同时代的墓葬、岩画存在组合关系。也就是说，当年生活于此聚落的人群往往是附近墓葬的主人和岩画的绘制者，聚落、墓葬和岩画能够形成“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探寻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并进一步分析其时代、族属尤有裨益。

以突厥这一称雄草原两百余年的游牧民族而言，近百年来其考古调查研究一直以墓葬、石人和碑刻为主，而对其居住遗迹则极少发现。另一方面，与突厥“王庭”、“牙帐”有关的记载则频见于东西方史籍，前辈学者亦对此多有探讨。显然，这些突厥人居住过的“王庭”和“牙帐”当初应该是一处处大型聚落，既是大型聚落，按照前文论述的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便很可能会留下一定规模的遗址。然而迄今为止，在突厥人生活过的广大地域内却极少有类似遗址被发现。除了遗址本身不易保存等客观因素之外，可能主要还是受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传统思想观念的限制，导致出现视而不见、见而不识的情况。这一点，笔者在实地调查的过程中已有切身体会。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史籍中对于突厥“王庭”、“牙帐”的记载并非缥缈难求的蜃景，如果我们能够摒弃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以游牧文化考古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来指导考古实践，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开阔的视野来审视既有的考古成果，那么我们是能够在突厥聚落遗址的探索上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对此，以史料为依据的地理考证可以引导考古调查的方向，而实地考古调查又反过来能够检验史地考证的可靠性。

3.各章节主要研究内容

本书第一章，笔者首先简单介绍了古突厥人和突厥汗国的历史，以作为接下来展开讨论的背景，然后从丧葬遗存、居住遗迹、岩画等三个方面入手，描述已知突厥遗存的主要类型和分布状况。

在掌握了突厥遗存的类型及在我国新疆境内的大致分布状况后，从第二章开始，本书以突厥及其政治体——突厥汗国的起源、勃兴、分裂、衰微的历史演进过程为线索，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对突厥历史上的一些史地问题，尤其与我国新疆地区的突厥遗存有关的史地问题逐一进行探讨。第二章重点研究了在突厥勃兴过程中以高昌北山、金山之阳、于都斤山这三个地点为标志的三个关键的历史阶段，对突厥勃兴的动因、突厥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突厥文化的扩张及其对周边民族的影响试做分析。

在第三、四章里，西突厥汗国的统治中心——王庭成为关注的重点。第三章首先在辨析史料的基础上，对西突厥汗国的形成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并结合新疆地区最新的考古资料和实地调查情况，力图对西突厥早期王庭这一学界素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有说服力的辨析。第四章是本书新观点最为集中的部分：对于西突厥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研究者素来不甚着意的“北庭”问题，笔者对其地望、功用进行了探索，并首次提出了西突厥北庭位于今塔城一带，尤其是额敏河流域的观点；对于西突厥汗国的分裂，笔者透视了政治斗争背后的经济因素；对于多逻斯川、双河、金牙山等西突厥历史上的重要地点，笔者对其地望做出了不落窠臼的新考证；最后，笔者对西突厥汗国末期各部族驻牧地的分布也结合史料和考古发现尽可能做出了推断。

作为正文的最后一章，第五章是对8世纪后西突厥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一个总结。西突厥汗国亡后，唐朝在西突厥地区广设羁縻府州，同时原异姓突厥部落之一的突骑施部兴起，一度号令西突厥各部，以上政治变迁并未造成原西突厥地区突厥人的集体文化转型，直到9世纪中叶后随着回鹘的西迁和伊斯兰文化的东渐，尤其是喀喇汗王朝时期大量突厥部族的改宗伊斯兰教，古突厥文化逐渐被伊斯兰化的突厥文化所取代。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本书的着眼点在于利用现有的考古资料对一些突厥研究的史地问题做出新的解释，而事实上许多突厥史地问题通过前辈学者的研究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笔者研究的重点主要是那些存在争议的疑难问题以及前人少有论及的生僻领域，这种见缝插针的选择性研究倾向使得本书在体例的系统性上不甚令人满意。不过整体而言，本书研究的内容大多是以历史上的西突厥地区为中心的，所论及的史地问题，主要集中于我国的新疆地区，少部分也涉及中亚和蒙古高原，突厥考古学文化在以上地区的出现、发展和消失则是沟通这些史地问题的线索。通过本书的研究，笔者除了希望解决一些具体的史地问题之外，亦期待能给未来的突厥考古工作提供一些方向上的提示。只有纸上之史料与地下之史料相互促进，史学研究才能取得更大的突破。